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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凯龙:扒光现金贷

作者:蔡凯龙

最近现金贷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。

在众多对现金贷的讨论中,消费贷由于和现金贷千丝万缕的关系,多次被提及。其中不乏有“中国居民应该去杠杆,降低债务负担”,“科技金融公司引领消费贷”这样乍一听有道理,却又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谬论。看来大众对消费贷的误会不小。

我们不妨跳出对现金贷的争论,往大的方向全面认识一下消费贷。

消费贷全家照

消费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,广义的消费贷(以下不特别说明,简称“消费贷”),包括传统的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、学生教育贷,也包括新兴的商品和服务购买的分期贷款,以及广义现金贷。广义的现金贷,包括有信用的中期现金贷款,也包括无信用的短期小额现金贷款,即狭义的现金贷(以下不特别说明,简称“现金贷”)。狭义的消费贷,仅包含分期贷款和现金贷。

另一种分类是根据贷款有无抵押物,分为抵押性消费贷款(包括房贷和车贷)和无抵押消费贷款。

消费贷款市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,投资和出口都呈现疲软之态,只有消费还独当一面,拉动内需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命脉。消费贷款直接刺激消费需求,有助于经济稳定持续发展,是中国金融体系中脱虚向实进程中重要的辅助手段,亦成为人们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式之一。

现金贷的锅,消费贷不背

虽然现金贷属于消费贷大家庭中的一员,可是现金贷属于消费贷中的异类。它“三无一高":无抵押,无信用,无场景,高利率。特别是利率高这一点,让现金贷和高利贷有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。由于现金贷口碑不佳,引发滔天争议,很多消费贷家族成员都不愿意认这位奇葩的远房亲戚,极力撇清关系。为了划清界限,消费贷罗列出3点有别于现金贷的理由:有背景,有潜力,有牌照。

有背景即有场景。消费贷除广义的现金贷外,都有应用场景,房、车、信用卡、学生教育、购物和服务无一不是实际的消费需求。贷款的坏账风险可控性大大增强。

首先,风险大幅下降。贷款的应用场景决定了贷款的实际用途。这些借款,被严格地限定于特定的消费领域,不易被挪用于非法领域。对于大额抵押类贷款(例如房贷和车贷),至少还有抵押物的保障,万一借款人还不了贷款,这些作为抵押物的房和车可以收回变卖。由于这些特点,消费贷的逾期坏账率一般在1%~5%之间。但现金贷的坏账率则普遍偏高,有信用中期现金贷的坏账平均在10%~15%左右,狭义现金贷逾期坏账率甚至经常高于30%。

风险是金融产品的本质。作为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,消费贷的风控、利率定价、逾期催收方式和高风险的现金贷迥然不同。由于有特定的消费场景,风控部门可以根据场景提供的数据,依靠成熟的模型来预估坏账率,控制好成本,从而提供给消费者较低利率。并且消费贷公司大多连上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,消费贷的借款人都是有信用记录,因此逾期催收也相应很简单,一个电话,几个短信就能达到目的。

有潜力指的是消费贷在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,不像现金贷,由于前期过度扩展,目前遇到了瓶颈。

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今年4月发布的《中国消费金融创新报告》的数据显示,当前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近6万亿元,如果按照20%的增速预测,消费贷的规模到2020年可超过12万亿元,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金融市场。

增长如此快速的主要原因,首先是城市化和飞速发展的房地产行业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,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%提高到2016年的57%。相应地,房地产市场面临旺盛的需求,房贷增量迅猛,目前中国消费贷中,房贷占了72%的绝大比例。其次是科技让消费更加便捷,随着网购和移动支付的普及,网络消费实现爆发式增长,培育出淘宝和京东这样的电商大平台。最后是年轻族群消费观的改变。80后和90后的年轻群体已逐渐成为主流消费群体,而这些人成长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,也有着更为强烈的超前消费意愿。

从结构和模式上,我国消费贷渗透率都以线性方式快速上涨。居民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8.7%上升到2017年年初的45.5%。但是这个比例放在国际视角来看并不高,中国居民负债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(58.2%),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(59.2%)。

在这相对低的负债水平中,72%是房贷,剔除房贷后的消费贷,仅仅占GDP的28%,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相比之下,中国政府负债是GDP的180%,企业负债是GDP的166%。

2016年除房贷以外的消费贷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仅为20%,低于韩国的41%、日本的32%和美国的31%。所以我们在提去杠杆的时候,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。要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负债,但对于消费贷,尤其是除房贷以外的消费贷,应大力鼓励和支持。

最后,有牌照是指消费贷的运营主体为正规持牌金融机构,根正苗红,绝不像现金贷里鱼龙混杂。

消费贷运营主体有银行、消费金融公司、电商消费金融平台和分期购物平台等其他金融科技公司。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在狭义消费贷发放中是绝对主力,占比85%,金融科技公司所占比例为15%。蚂蚁金服、腾讯金融、京东金融和百度金融在2016年底贷款余额总共约为390亿美元,市场占比不到5%。虽然金融科技公司长期占据新闻头条,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,但其消费贷的体量规模和影响远不及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。

现金贷终究属于消费贷

现金贷不乐意了。在现金贷如日中天大赚钱的时候,这些亲戚都眼红,争先恐后地巴结关系,开展业务合作,甚至染指现金贷业务。现在形势急转直下,大家纷纷开始落井下石,撇清关系。现金贷说,没那么容易。于是也罗列了它和消费贷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。

第一,同源同根,共同成长。现金贷是消费贷中的一种,虽然场景和形式不同,但本质是相同的,都是满足不同层次的个人借贷需求。正如人的职业无高低之分,现金贷和其他类型的消费贷也无贵贱之分。正因为现金贷服务的对象是广大无信用记录的民众,因此现金贷反而在践行和推广普惠金融方面更具优势。

第二,同样具备很强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外部性。现金贷和其他类型的消费贷一样,服务对象是个人,而且服务覆盖面广。两者除经济方面的影响巨大之外,还有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外部影响。

比如,现金贷的暴力催收和债务陷阱最为让人诟病。消费贷虽然少见暴力催收,但是历史上也曾因过度放贷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,韩国为了提振内需,出台了扶持消费金融、促进信用卡消费的政策,但2003-2004年出现了信用卡过度发展的局面,形成信用卡泡沫,坏账率急剧上升,2003年年底韩国信用不良人数超过370万人,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%,在此期间,自杀人数大幅增长,而这些因经济问题而自杀的人中,大多是因为饱受多重债务问题的困扰。

台湾的信用卡公司在1999年后推出现金卡,可以凭信用循环提现。由于竞争过于激烈,现金卡给个人的额度越来越高,普通民众手上的卡越来越多,最终失去控制,造成卡债危机,又称“台湾的双卡风暴”。2005年台湾地区坏账超过300亿元台币,过度借贷人口约30至40万人(约占总人口的1.7%、成年人口的2%),平均借贷金额超过190万元台币,2006年发卡机构坏账金额已超过其收入的1.5倍。

2008年的金融风暴,根源在于美国房贷市场过度膨胀。银行大幅降低房贷标准,给不合格的借贷人发放房屋贷款,并通过复杂金融衍生品把不良贷款放大并到全球金融系统,造成了百年来最大的金融危机。

第三,资金来源相同。包括现金贷在内的消费贷,其资金来源无外乎三种:企业自有资金或者银行存款,通过金融机构借款间接融资,发行金融债券和资产证券化(ABS)直接融资。虽然资金来源相同,但是由于运营主体的资质不同,选择的方式和比例大相径庭。银行作为允许吸收储蓄的金融机构,有大量的存款可以用,而且可以通过银行间借贷市场,或者利用证券市场融资,因此其资金来源多样且充足,资金雄厚且成本低。消费金融公司主要通过股东资金、同业拆借及金融机构借款,部分通过发行债券或者资产证券化融资,其资金来源比较广泛,资金成本低。资金上处于劣势的是金融科技公司,它们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资金来源有限,因此需要大量融资,而且融资成本都不低。

资产证券化(ABS)解了金融科技公司的燃眉之急。作为一种特殊的债权直接融资方式,ABS能够在不增加发行主体杠杆率(即不提高资产负债率)的情况下改善发行主体资产端的流动性。ABS通过设置特殊目的载体(SPV),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基础资产的收益、风险和偿还债务义务的转移。

除房贷以外的ABS引发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小。

首先,现今ABS体量还不够大。尽管发展较快,ABS在国内债券市场中占比仍然很低。中国公募ABS规模在中国债券市场占比仅为2%,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从发行量证券化率来看,2016年美国狭义消费贷ABS发行量占狭义消费贷发行量的比例为6%,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不到1%。

其次,ABS本身风险低。消费借贷的还款来源是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财产,而企业融资的还款来源是其经营收入或利润。相比企业的收入或者利润,个人和家庭收入相对稳定,波动比较小,风险也较低。从ABS表现看,1993至2011年期间,美国狭义消费贷ABS的累计资损率仅为0.7%,处于可控较小范围。

最后,除房贷以外的消费贷主要是为了满足短期的应急性需求,额度小而分散,与房地产、股票市场投资所需的大额资金不符,对房地产和股市渗透较少。

消费贷和现金贷有相似性却又有明显区别,因此监管层在近期整顿现金贷时,要考虑监管政策的外延影响。既要考虑加强对现金贷的监管会不会影响到消费贷的发展,又要考虑限制资金来源有无必要,避免因设置过多融资障碍造成实质上的政策歧视,从而推高资金成本。

总之,消费金融是促进消费发展的重要手段。消费金融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加强对现金贷及消费贷监管的同时,监管层也应避免过度和非合理的监管。